一位外國人類學者竟透徹剖析台灣父母對孩子生活教育的忽略。進校園輔導學生十餘年的光寶文教基金會的認輔志工團召集人吳銀玉觀察，這代父母和上世代最大的差異是：雙薪、工時過長。
怕他不再愛我
家庭情況較好的，則是全職媽媽陪伴，父親角色經常缺席。
白天，雙薪父母把孩子交給學校與補習班，晚上八點或十點，各自拖著疲累的身體回到家；忙碌父母內心的愧疚，使他們對小孩生活習慣的建立，先行繳械。
在學習上，父母花錢請補習機構代替父母監督；但生活上，忙碌的父母為表達愛，又變身成為不敢要求、沒有原則的「好朋友」。
父母的忙碌造成「教養的空窗」。
一位職業婦女母親原本規定孩子每天玩電腦時間不超過一小時。但實施不到幾天，就因就讀小學高年級的兒子鬧情緒不說話，她決定投降。「怕拿走孩子的電腦，他便不再愛我，」她的語氣聽來沮喪。
■新校園：
國民教育失能、親子關係緊張
直升機父母帶來的影響，不僅發生在家庭，也影響到校園。
民國八十三年開放師資多元，修滿大學教育學程二十六個專業學分就可進國中教學、四十學分就可教小學。在教育界二十八年的校長蔡秀媛感慨，師資培育多元化後，國中小教師專業不足，地位一落千丈。師資結構改變教學現場，而直升機父母的增加也帶來校園的質變。
一九九四年的四一○教改後，權力下放，家長積極進入校園；兩千年初期，台灣各縣市陸續明文規定家長會參與校園行政的權利。
都會區家長對學校的參與尤深。不少明星學區的家長具備「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位階）條件，家長學經歷優於老師是普遍現象。
一位校長無奈說，「許多高學歷父母好像認為，只要曾當過學生、念到博士，就懂教育。」
家長力量有多大，看校園「愛爸愛媽」（愛心爸爸與愛心媽媽）志工團就知道。
以往的校園只有老師與學生，現在，校園裡不但有家長會的辦公室、從早到晚還可看見愛媽們在學校各角落幫忙。
以敦化國小為例，愛媽有三百多位，比老師人數還多；家長們為了確保孩子的安全，還出錢聘請七位保全，上課時在校內巡守。
目前許多國中小，每班多有家長代表、家長召集人，就像另一個正式組織，協助班級、學校運作。從班遊、校遊、學校制服設計、營養午餐的監理，都由愛爸愛媽協助。
師權低落，親權高張
原本老師、行政、家長三種力量是要在教育專業、行政專業、家長愛的力量陪伴下，協助孩子健全的成長。但現在三方卻互不信任，不乏家長過度介入，凌駕學校事務。
位在中科院、中研院、台灣大學附近的國中小校長、老師，都經常抱怨這些三高的「家長很難伺候」。家長介入老師的考題、教學方式， 成為 老師的上級指導。
去年底，零體罰規定納入教育基本法，三讀通過。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柯文賢認為，家長力量興起，動輒挑戰老師權威，不少老師為了避免麻煩，如今只教不管。
這些都促成教師的退休潮。民國九十年，公立國中小退休教師不到七千人。退休人數在九十三年達高峰，超過九千人。五年下來，已有四六七九三名國中小學教師退休。
師權的低落、親權的升高，使教育體系兩股最大的力量互不信任。
台北市民族國中校長姚榮華經常遇到父母說，「升旗是多餘的，不要去曬太陽，在教室溫書多好」；也有家長要求，校外教學時學生不得穿制服，否則要打憲法官司。
內外在競爭與不確定的環境，造就了直升機父母，而直升機父母又回過頭對教育體制加壓。這樣的惡性循環，四十六歲的台灣杜邦總裁陳榮二感受最深。
陳榮二相信行行出狀元，每個孩子都有他的秉賦；但他的小兒子在升上國一那年，曾有長達四個多月的時間，無法進教室，只要一被拖進教室就口吐白沫，臉色發白；陳榮二的妻子還因過度自責，從 五十公斤 瘦到 三十五公斤 ，家庭曾陷入危機。他尋訪中西名醫，都查不出原因。他猜測可能當時兒子是不適應國中的升學壓力。
雖然小兒子在四個月抗爭後，終於回歸常軌，但他幾乎快失去兒子與妻子的痛苦，讓他見識台灣教育制度，如何創造出焦慮的親子。
「當台灣的父母和孩子真是太苦了，」這位管理七百多人的總裁談起往事，還心有餘悸。
■新價值：
找到屬於孩子自己的成功
直升機父母就像啟動教育食物鏈的改變，父母的觀念改變了老師的態度，老師態度影響孩子的動機。
國民教育的功能萎縮了，而家庭親子關係也變得緊張了。
研究發現，過度焦慮的直升機父母，也容易養出焦躁的小孩。
美國孩童發展研究中心指出，直升機父母經常會因孩子的成功或失敗，而有過度的憂傷、哭泣，有較多負面的想法、較少的愉悅與生活滿意度。
因為直升機父母不經意會愈飛愈快速、愈管愈多，深怕一減速，就摧毀自己與孩子的人生。
